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将于7月15日在天津举行。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长王毅邀请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外长和上合组织常设机构负责人将与会。其中，印度外长苏杰生还将结合与会访华。
这是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，印度外长首次访华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苏杰生此访主要为筹备上合峰会而来。这也表明，自去年10月中印领导人喀山会晤以来，两国关系中合作与发展的需求在上升、安全防范因素的干扰在减少，呈现出回归合作为主航道的趋势。
一场“预热会”
上合组织目前有10个成员国、2个观察员国和14个对话伙伴。今年是中国时隔7年再次成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，肩负统筹协调重任。
在当前复杂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下，继上月在青岛举行十国防长会和安全会议秘书会后，上合组织外长们将在天津聚首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许涛指出，今年秋天，第25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将在天津举行。按惯例，每年峰会前，都会举行三场重要会议：外长会、安全会议秘书会和防长会。其中，外长会是最重要的部长级工作会议，主要体现在议题准备和议程安排两方面。
一方面，峰会拟通过的重要成果，通常会在外长会上提前讨论并达成初步共识。另一方面，各国元首在峰会期间会有大范围讨论、小范围会议和双边会谈。相关安排往往会在外长会上敲定。
此外，与此前举行的防长会、安全会议秘书会相似，外长会将为各国提供凝聚共识、缩小分歧的宽敞圆桌。
在今年以来上合组织所在地区事件频发的背景下，许涛指出今年上合会议的几方面看点。
其一，相关成员国（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）会不会在上合平台展开接触，备受关注。
其二，上合组织走过近25年的发展，多次扩员带来了更丰富的资源，但内部差异也随之增大，问题变得更复杂。各国寻找共同发展话题的难度增加。如何巩固上合组织的凝聚力与影响力，至关重要。
“习主席在去年的阿斯塔纳峰会上提出，今年是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的建议，就很有针对性。”许涛说，上合组织怎么解决平等和效率的关系问题，能否在合作议题、机制改革等方面实现一些突破，很受期待。比如，由于成员国间利益不一以及坚持协商一致原则，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、上合组织发展银行等议题长期停留在磋商博弈阶段。未来是否可参考金砖国家议事原则，重大议题坚持协商一致，具体项目采取灵活的多数通过原则等。
延续与铺路
上合外长会前一天，印度外长苏杰生抵达北京。据新华社报道，14日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苏杰生。
苏杰生上次访华是在2019年8月，那是他出任印度外长后的首次访华。时隔近6年，苏杰生再次敲开中国大门，并不让人感到太多意外。
去年10月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，双方同意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。这场领导人会晤被视为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双边关系缓和的标志，并为两国关系重启再出发指引方向。
自那以来，中印恢复了边境事务磋商协调机制。印度国家安全顾问、外交秘书、外交部联合秘书等官员先后访华。上月，印度防长辛格赴青岛出席上合组织防长会议，成为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首位访华的印度内阁部长。
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仕胜指出，苏杰生此访主要议程是参加上合组织外长会。这延续了印方高层近期频繁访华的态势，填补了印度外长自2019年来未访华的空白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将为莫迪可能来华出席上合峰会进行磋商和协调。
莫迪去年10月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曾表示，印方愿全力支持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。
与此同时，胡仕胜指出，印度外长此访也释放出印方希望推进中印关系发展、改善其整体外交环境的信号。
印度近期在大国外交、周边外交方面遇到一些波折，国内逐渐认识到维持中印关系稳定的重要性，甚至出现“印度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对华合作”的声音。上月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访华时称，两国要聚焦“发展”这一共同的战略目标。“这一表态在近年来印度高层中前所未有。”胡仕胜说。
参考近半年印度高官访华所涉及议题，胡仕胜认为，苏杰生访华期间，中印主要聚焦几方面议题。
其一，围绕上合峰会展开讨论，包括议程安排、议题探讨和立场协调等。
其二，双边关系毫无疑问会成为重点，涵盖多个层面：如何落实去年峰会共识，恢复高层对话的势头；是否重启战略经济对话这一经济合作战略平台，以及产供链、投资、技术等具体问题；如何加强人文合作，包括恢复直航、签证便利等举措。
其三，双方还会谈及地区问题和大国关系。其中包括中俄印关系，俄罗斯一直强调要恢复三边机制；如何应对“特朗普冲击”；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如何运行等。
合作谋发展
置身印度外交布局的大棋盘里，一直以来，印度试图“左右逢源”，在大国间、“东西方”间、“南北国家”间保持平衡。
但近年来，印度与美国、日本在“四方安全对话”“印太经济框架”等“小圈子”里持续互动，并在科技、安全等领域试图与西方形成战略协同，外交路线愈发转向“倾西方”。
站在中印建交75周年的特殊节点，苏杰生此访对于“龙象共舞”以及地区合作意味着什么？
胡仕胜指出，就中印关系而言，苏杰生此访不仅具有象征意义，也是一次实质性的双边交流。
一方面，它标志着自喀山峰会以来，中印关系逐步走出低谷，正朝着恢复各项工作机制的方向迈进。当前中印设有约40个工作机制，但尚未全部恢复。双方积攒了大量亟需沟通的议题，印度方面希望通过高层接触以管控分歧、推动合作的诉求强烈。
另一方面，它表明中印关系中合作与发展的需求上升，安全防范因素（尤其是边境问题）的干扰在相对减少。中印已在边境问题上形成一套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新模式。
此外，从更宽阔的视角看，受“特朗普冲击”以及印度对华“脱钩”政策收效有限等因素影响，印度国内对华政策正经历调整。两国关系呈现出回归务实合作主线的趋势，正朝着更可预测和稳定的轨道迈进。
“当然，中印关系距离完全正常化还有一定距离，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。”胡仕胜说，但即便如此，这些分歧并没有阻碍两国关系在过去近30年里持续向前发展。
究其背后，胡仕胜指出，中印之间的核心国家利益，并非在于彻底解决结构性分歧，而在于如何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。
正因如此，中方一直强调，中印关系的重要性远超出双边范畴，展现出深远的全球战略意义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是中印拥有近30亿人口，对全球发展格局影响巨大；二是两国作为“全球南方”的代表，可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、合理的方向发展。
“只有中印双方都将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心放在共同发展上，双边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稳定，也才能为地区和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。”胡仕胜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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